卷第三百九十一　　铭记一

7,665 characters

李斯夏侯婴张恩高流之高显洛谢灵运王果丰都冢樊钦贲姜师度邬载郑钦悦

李斯

周末，有发冢得方玉石，上刻文八十字，当时莫识，遂藏书府。至秦时，李斯识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至汉时，叔孙通识二字。（出《述异记》）

周明末年，有人在挖掘古墓时得到一块玉石，上面刻着一篇文章共计八十个字。当时都不认识这些字，便把它藏在书馆中。到了秦朝时，李斯认出八个字，为“上天作命，皇辟迭王。”到汉朝时，叔孙通又认出两个字。

夏侯婴汉夏侯婴以功封滕公，及死将葬，未及墓，引车马踣地不前。使人掘之，得一石室，室中有铭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改卜焉。（出《独异志》）汉朝的夏侯婴因功劳而被封为滕公，等到他去世将要安葬的时候，灵车尚未到墓地，拉车的马便仆倒在地再也不往前走。派人在这里往下挖掘，竟然挖到一个石屋。石屋中刻有铭文写道：“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于是将滕公改葬在这里。

张恩

后魏天赐中，河东人张恩盗发汤冢，得志云：“我死后二千年，困于恩。”恩得古钟磬，皆投于河。此又别见《圣贤城冢记》。（出《史系》）后魏天赐年间，河东人张恩盗掘商汤古墓，挖到一铭志，写道：“我死后二千年，受难于恩。”张恩将得到的古钟磬，全投进河里。此事又见于《圣贤城冢记》。高流之

后魏高流之，为徐州刺史。决滹沱河水绕城，破一古墓。得铭曰：“吾死后三百年，背底生流泉，赖逢高流之，迁吾上高原。”流之为造棺椁衣物，取其柩而改葬焉。（出《朝野佥载》）

后魏时的高流之，任徐州刺史，他要开掘滹沱河而引水绕城作为防护。施工中挖开一座古墓，得到一篇铭文，上写道：“吾死后三百年，背底生流泉。赖逢高流之，迁吾上高原。”高流之重新给他造了棺椁制备了衣物，取出他的灵柩而改葬于别处。高显洛

洛阳大统寺南，有三公令史高显洛宅。洛每于夜见赤光行于堂前，如此者非一。向光所掘地丈余，得黄金百斤。铭云：“苏秦家金，得者为吾造功德。”洛遂造招福寺。世又谓此地苏秦旧时宅，当时元义秉政，闻其得金，就洛索之，以二十斤与之。案苏秦时未有佛法，功德者，不必起寺，或是碑铭之类，颂声绩也。（出《洛阳伽蓝记》）

在洛阳大统寺南面，有三公令史高显洛的宅第。每当夜晚，高显洛便发现有赤光在堂前移动，这样的事已非一次。他向发光的地点挖下去一丈多深后，得到了黄金一百斤。黄金上刻写道：“苏秦家金，得者为我造功德。”高显洛于是为他修建了招福寺。世人又称此处便是苏秦的宅第。当时是元义执政，听说高显洛得到这些金子，就向他索要，洛给他二十斤。查考苏秦那个时代（战国）还没有佛教，做功德，不必建造寺庙，或者是用碑铭之类来颂扬他的名声业绩。谢灵运

宋浦阳江有琵琶圻，圻有古冢，堕水。甓有隐起字云：“筮吉龟凶，八百年，落江中。”谢灵运取甓诣京，咸传视焉。乃验龟繇，古冢已八百矣。（出《水经》）南朝宋代浦阳江有一处叫琵琶圻，圻上有一座古墓，被江水冲毁，砖上有隐约的文字是：“筮吉龟凶，八百年，落江中。”谢灵运取下那块砖带到京城，都传着看。于是查验龟卜，可证古墓已有八百年了。

王果

唐左卫将军王果被责，出为雅州刺史。于江中泊船，仰见岩腹中有一棺，临空半出。乃缘崖而观之，得铭曰：“欲堕不堕逢王果。五百年中重收我。”果喟然叹曰：“吾今葬此人。被责雅州，固其命也。”乃收窆而去。

唐朝左卫将军王果被处分，出任雅州刺史。在乘船赴任的途中，有一天他把船停泊在江上，一抬头发现在岸边悬崖的半腰有一口棺材，那棺材有一半悬空在外。于是他沿着悬崖爬上去观看，结果发现一行铭文，那铭文写道：“欲堕不堕逢王果，五百年中重收我。”王果喟然长叹道：“我现在就重新埋藏此人吧。我被贬雅州，原来是命中注定的啊！”于是将他埋藏而去。丰都冢东都丰都市，在长寿寺之东北。初筑市垣，掘得古冢，土藏，无砖甓。棺木陈朽，触之便散。尸上著平上帻，朱衣。得铭云：“筮道居朝，龟言近市。五百年间，于斯见矣。”当时达者参验，是魏黄初二年所葬也。（出《朝野佥载》、《两京记》）

东都丰都市，在长寿寺的东北面。在最初刚建城墙时，挖出一座古墓。是土藏，四周没砌砖，棺木已经腐朽，一碰就散架了。尸体的头上戴一块平上巾，穿红衣裳。并得到一行铭文，写道：“筮道居朝，龟言近市。五百年间，于斯见矣。”当时经通晓这方面知识的人对照查验，认为是魏黄初二年所葬。

樊钦贲

寇天师谦之，后魏时得道者也，常刻石为记，藏于嵩山。上元初，有洛川郜城县民，因采药于山，得之，以献县令樊文。言于州，州以上闻，高宗皇帝诏藏于内府。其铭记文甚多，奥不可解。略曰，木子当天下。又曰，止戈龙。又曰，李代代不可移宗。又曰，中鼎显真容。又曰，基千万岁。所谓“木子当天下”者，盖言唐氏受命也。“止戈龙”者，言天后临朝也。“止戈”为“武”，武天后氏也。“李代代不移宗”者，谓中宗中兴，再新天地。“中鼎显真容”者，实真宗之庙讳。“真”为睿圣之徽谥，得不信乎。“基千万岁”者，“基”玄宗名也，“千万岁”盖历数久长也。后中宗御历，樊文男钦贲，以石记本上献，上命编于国史。（出《宣室志》）

寇天师字谦之，后魏时得道。他经常在石头上刻字记事，然后将刻字的石头藏于嵩山中。唐朝上元初年，洛川郜城县有一百姓，因到山中采药，得到一块石头。他把这块石头献给县令樊文，县令将此事禀报州官，州官又上奏给皇帝，高宗皇帝下诏将石头藏于内府。这块石上刻字记述的事很多，而且深奥难解。简要地说，有“木子当天下”，又说“止戈龙”、“李代代不可移宗”、“中鼎显真容”、“基千万岁”等等。所谓“木子当天下”，是说唐朝李氏受天命该当皇帝。所谓“止戈龙”，是说则天武后要临朝当政；“止戈”为“武”，是指武则天。所谓“李代代不移宗”，是说中宗皇帝使唐朝重新振兴起来，使天地再度焕然一新。所谓“中鼎显真容”，其实是指睿宗的庙讳，因为“真”是睿宗的徽号，能让人不相信吗？所谓“基千万岁”，“基”是玄宗的名字，“千万岁”是指他经历的时间长久。后来中宗皇帝登位，樊文的儿子钦贲把石记本献上，皇帝下令将它编入国史。姜师度

卫先生大经，解梁人，以文学闻。不狎俗，常闭门绝人事。生而敏悟，周知天文历象，穷冥索玄。后以寿终，墓于解梁之野。开元中大水，姜师度奉诏凿无咸河，以溉盐田。刬室庐，溃丘墓甚多，解梁人皆病之。既至卫先生墓前，发其地，得一石，刻字为铭，盖先生之词也。曰：“姜师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工人得之，以状言之于师度。师度异其事，叹咏久之，顾谓僚吏曰：“卫先生真奇士也。”即命工人迁其河，远先生之墓数十步。（出《宣室志》）

有位先生名叫卫大经，解梁人。因有学问而远近闻名，不媚俗，经常闭门而谢绝与他人来往。他生来天资聪慧而有很高悟性，通晓天文历象，对天宇间的玄奥也有很深的研究和探索。后来寿终正寝，葬于解梁郊外。唐开元年间发大水，姜师度奉皇帝之命开凿无咸河，用以灌溉盐田。他拆除了很多房舍，铲平了很多坟丘，解梁的百姓都很不满。等挖到卫先生墓前，在向地下挖土时，发现一块石头，刻字为铭，那是当年卫先生留下的话。他写道：“姜师度，更移向南三五步。”修河工得此石后，便把这一情形禀报姜师度。姜师度对此事十分惊奇，他感叹良久，对左右的僚属们说：“卫先生真是奇才啊！”就立即命令修河工们改变河道走向，离开卫先生的墓地几十步远。

邬载

开元中，江南大水，溺而死者数千。郡以状闻，玄宗诏侍御史邬君载往巡之。载至江南，忽见道旁有古墓，水溃其穴。公念之，命迁其骸于高原上。既发墓，得一石，凿而成文，盖志其墓也。志后有铭二十言，乃卜地者之词。词曰：“尔后一千岁，此地化为泉。赖逢邬侍御，移我向高原。”载览而异之，因校其年，果千岁矣。（出《宣室志》）

唐朝开元年间，江南发大水，淹死好几千人。郡守把这种情况上报给皇帝，玄宗下令让侍御史邬载前往巡察。邬载来到江南，忽然发现道旁有座古墓，被水冲坏而注入墓穴。邬载很怜悯，便叫人把墓中的骨骸迁到高地上。等到挖墓的时候，发现有一块石头，上面刻有文字，是记载这坟墓情况的。志后有铭文二十字，是占卜此地为自己坟墓的人说的话。他写道：“尔后一千岁，此地化为泉。赖逢邬侍御，移我向高原。”邬载看了看很感奇异。于是查验这墓的年代，果然有一千年了。

郑钦悦

天宝中，有商洛隐者任升之，尝贻右补阙郑钦悦书曰：“升之白。顷退居商洛，久阙披陈。山林独往，交亲两绝。意有所问，别日垂访。升之五代祖仕梁为太常，初住南阳王帐下，于钟山悬岸圯圹之中得古铭，不言姓氏。小篆文云：‘龟言土，蓍言水。甸服黄钟启灵趾。瘗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文虽剥落。仍且分明。大雨之后，才堕而获。即梁武大同四年。数日，遇盂兰大会，从驾同泰寺，录示史官姚訾并诸学官。详议数月。无能知者。筐笥之内，遗文尚在。足下学乃天生而知，计舍运筹而会，前贤所不及，近古所未闻。愿采其旨要，会其归趣，著之遗简，以成先祖之志，深所望焉。乐安任升之白。”数日，钦悦即复书曰：“使至，忽辱简翰，用浣襟怀，不遗旧情。俯见推访，又示以大同古铭，前贤未达，仆非远识，安敢轻言，良增怀愧也。属在途路，无所披求。据鞍运思，颇有所得。发圹者未知谁氏之子，卜宅者实为绝代之贤。藏往知来，有若指掌。契终论始，不差锱铢。隗炤之预识龚使，无以过也。不说葬者之岁月，先识圮时之日辰，以圯之日，却求初兆，事可知矣。姚史官亦为当世达识，复与诸儒详之，沉吟月余，竟不知其指趣，岂止于是哉。原卜者之意，隐其事，微甚言，当待仆为龚使耳。不然，何忽见顾访也。谨稽诸历术，测以微词，试一探言，庶会微旨。当梁武帝大同四年，岁次戊午。言‘甸服’者，五百也。‘黄钟’者，十一也。五百一十一年而圯。从大同四年上求五百一十一年，得汉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岁也。‘三上庚’，三月上旬之庚也。其年三月辛巳朔，十日得庚寅，是三月初葬于钟山也。‘七中巳’，乃七月戊午朔，十二日得己巳，是初圯堕之日，是日己巳可知矣。‘浃辰’十二也，从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总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每月一交，故云六千三百浃辰交也。二九为十八，重三为六，末言四百，则六为千，十八为万可知。从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初葬，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初圯，计一十八万六千四百日，故云‘二九重三四百圯’也。其所言者，但说年月日数耳。据年则五百一十一，会于‘甸服黄钟’；言月则六千三百一十二，会于‘六千三百浃辰交’；论日则一十八万六千四百，会于‘二九重三四百圯’。从‘三上庚’至于‘七中巳’；据历计之，无所差也。所言年则月日，但差一数，则不相照会矣。原卜者之意，当待仆言之。吾子之问，契使然也。从吏已久，艺业荒芜。古人之意，复难远测。足下更询能者。时报焉。使还不代。郑钦悦白。”记，贞元中，李吉甫任尚书屯田员外郎兼太常博士，时宗人巽为户部郎中。於南宫暇日，语及近代儒术之士，谓吉甫曰：“故右补阙集贤殿直学士郑钦悦，于术数研精，思通玄奥，盖僧一行所不逮。以其夭阏当世，名不甚闻，子知之乎？”吉甫对曰：“兄何以核诸？”巽曰：“天宝中，商洛隐者任升之，自言五代祖仕梁为太常。大同四年，于钟山下获古铭，其文隐秘。博求时儒，莫晓其旨。因缄其铭，诫诸子曰：‘我代代子孙，以此铭访于通人，倘有知者，吾无所恨。’至升之，颇耽道博雅，闻钦悦之名，即告以先祖之意。钦悦曰：‘子当录以示我，我试思之。’升之书遗其铭，会钦悦适奉朝使，方授驾于长乐驿，得铭而释之。行及滋水，凡三十里，则释然悟矣。故其书曰，‘据鞍运思，颇有所得。’不亦异乎！”辛未岁，吉甫转驾部员外郎，钦悦子克钧，自京兆府司录授司门员外郎，吉甫数以巽之说质焉，虽且符其言，然克钧自云亡其草，每想其微言至赜而不获见，吉甫甚惜之。壬申岁，吉甫贬明州长史。海岛之中，有隐者姓张氏，名玄阳，以明《易经》，为州将所重。召置阁下，因讲《周易》卜筮之事，即以钦悦之书示吉甫。吉甫喜得其书。扌卡，逾获宝。即编次之，仍为著论曰：“夹一丘之土，无情也。遇雨而圯，偶然也。穷象数者，已悬定于十八万六千四百日之前。矧于理乱之运，穷达之命。圣贤不逢，君臣偶合。则姜牙得璜而尚父，仲尼无凤而旅人。傅说梦达于岩野，子房神授于圯上，亦必定之符也。然而孔不暇暖其席，墨不俟黔其突，何经营如彼。孟去齐而接淅，贾造湘而投吊，又眷恋如此，岂大圣大贤，犹惑于性命之理欤？将浼身存教，示人道之不可废欤？余不可得而知也。钦悦寻自右补阙历殿中侍御史，为时宰李林甫所恶，斥摈于外，不显其身。故余叙其所闻，系于二篇之后。以著蓍筮之神明，聪哲之悬解，奇偶之有数，贻诸好事，为后学之奇玩焉。时贞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赵郡李吉甫记。”（出《异闻记》）

唐朝天宝年间，有个商洛隐士任升之，曾给右补阙郑钦悦写信说：“升之所言是这样的：我隐退后居住在商洛，久阙披陈，独往山林，亲情之间断绝往来。有事想向你求问，他日再去拜访。升之的上五代先宜曾在梁朝作官任太常，当初在南阳王帐下作官时，在钟山悬崖一处坍塌的坟墓中得到一篇古代的铭文。这篇铭志不讲姓氏，用小篆刻的文字说：‘龟言土，蓍言水，甸服黄钟启灵趾。瘗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文字虽有剥落，但仍很分明清晰。是一场大雨之后，才坠落下来而得到的。当时是梁武帝大同四年。数日后，恰逢盂兰大会，先祖随从皇帝一起去同泰寺，便将铭文抄录下来拿给史官姚訾及诸学官看。他们仔细地研讨了几个月，却没有一个人能知晓它的意思的。当时抄录的文字，现在还装在筐笥之中。您的学问可以说是生而知之，谋略、运筹两者兼备。像您这样有学识的人即使是前贤也比不上，近代也从未听说过。愿您能选其要旨，综合它的要义，将遗简的内容注释阐发出来，以了却先祖的遗愿。这也是我深深盼望的。乐安任升之白。”数日后，郑钦悦回信说：“迷信的使者已到，忽然看到您的信函，正可涤除我胸中的烦闷。您不忘旧情，甚至要屈驾来访。又把大同年间的古铭抄给我看，连前辈贤才都不能通晓，我没有那么高学识，怎敢轻言狂语呢？这让我更加惭愧了。我现在正在途中，没有什么资料可查阅，只是在马鞍上探求思考，但也颇有收益。修建这座古墓的人不知是何人之子，选择这个地方作墓地的人可称得上是绝代的贤才。对过去和未来的事情，他了如指掌。推论事情的始终，丝毫不差，比隗炤能预测到将有姓龚的使者来访，还要高明。不说葬者的年月，先记载坍塌的时间。从坍塌的时间，来求索初葬的日子，事情就可以知晓了。姚史官也可称得上是当世的学者，反复多次与诸儒研讨，琢磨一个多月，竟不知那里面包含的旨意。当然还不止是这一点。推究占卜者的用意，是把事情说得含蓄些，话说得深奥些。这是等待我当那个龚氏使来打开这个疑团哪。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你忽然下顾求教于我呢？我稽查各种历术学说，揣测那些微词，试着作一次探索，庶几乎可能揣测出此铭的深意。当年是梁武帝大同四年，这一年正是戊午年。那里说的‘甸服’，即是五百；‘黄钟’即是十一。那是说到五百一十一年坟墓将坍塌。从大同四年向上追溯五百一十一年，是汉光武帝建武四年即戊子年。‘三上庚’，说的是三月上甸的庚日，那年三月辛巳是朔日，即初一，再过十日是庚寅日，因此是三月初葬于钟山的。‘七中巳’，说的是七月戊午朔日，也是初一，再过十日便是己巳日，这便是坟墓刚刚坍塌的日子。这一天是己巳可以知道了。‘浃辰’是十二，从建武四年三月到大同四年七月，总共为六千三百一十二个月，每月一交替，所以说‘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是十八，‘重三’是六，尾字是‘四百’，六就是千数，十八可知是万数。从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安葬，到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坍塌，共计为一十八万六千四百日。就是铭上说的‘二九重三四百圯’。这里所说的只是年月日的数，按年说是五百一十一年，正合于‘甸服黄钟’；按月算则是六千三百一十二个月，合于‘六千三百浃辰交’；按日算则是一十八万六千四百日，合于‘二九重三四百圯’。从‘三上庚’到‘七中巳’，根据历法计算，没有什么差错。所说的年和月日，只要差一个数，就不能相符合了。当初卜者之意，就是等待我来讲清楚的。你向我来询问，是天意早就安排好了的。从政已经很久了，学业早已荒芜，古人的意思，又是很难推测的，您可以再问问别人。如有收获可及时告诉我。派使者送还此信面谢。郑钦悦启。”据记载，贞元年间，李吉甫任尚书省屯田员外郎兼太常博士。当时宗人李巽为户部郎中，在南宫闲暇的时候，谈到近代儒学术数的著名人物，对李吉甫说：“已故右补阙集贤殿直学士郑钦悦，对于术数研究精深，尤其对玄奥的事物能够深思通达，是僧一行所达不到的。因他在那时受到当朝者的压制，所以不很出名。你知道吗？”李吉甫回答说：“兄长用什么来证实呢？”李巽说：“天宝年间，商洛的隐士任升之，自称五代先祖曾在梁朝作官为太常，大同四年，在钟山下得到一块古墓铭。那上面文字隐秘难懂，到处求教于儒学之士，却没有一个人能明白它的意思的。于是封存了古铭，告诫儿子们说：‘我代代子孙，要用这个古铭访寻于通晓它的人。如果能有知晓者，我就没有什么遗憾的了。’到了任升之这一代，他很通法也很博学。当他了解到郑钦悦的名气后，就把先祖的意愿告诉了他。郑钦悦说：‘你应当抄录下来给我看看。我好试着研琢它。’任升之便将铭文抄与他。此时正巧郑钦悦奉朝命出使，刚刚从长乐驿骑马出发，便得到铭文而对它进行解释。行至滋水，走了有三十里路，就悟出了其中的奥秘。所以他在信中写道，‘据鞍运思，颇有所得，’这不是件奇事吗？”辛未年，李吉甫转任部员外郎。而郑钦悦的儿子郑克钧，也由京兆府司录调任司门员外郎，李吉甫多次用李巽说的话去问他，虽然符合事实，但郑克钧自己却说丢失了那封信的草稿。每每想那铭文的玄奥至深而又见不到原文，李吉甫都觉得非常婉惜。壬申年，李吉甫被贬为明州长史。在海岛之中，有一个隐士姓张，名叫玄阳，因为他明白《易经》，为州将所重用，被召聘安排到阁内。因他讲解《周易》卜筮之事，便把郑钦悦的书信给李吉甫看，李吉甫很高兴得到这封信，高兴得超过得到宝物。于是立刻将它编成册，又为它写文章论述道：“一堆黄土，没有情。遇到大雨而坍塌，是偶然现象。而深明象数的人，把这偶然发生的事判定在十八万六千四百天之前。何况是在理乱的时运，而又艰难困厄之时，圣与贤不能相遇，君与臣偶然相合。就像姜子牙得到腾达而被称作尚父。孔子没有凤车却周游列国，傅说在岩下因梦被提拔，张良在桥上得神人传授，这都是必定要应验的事。然而孔子无暇暖其席，墨子不等到达黔而受挫，为什么要那样做？孟子去齐而匆忙得饭都来不及做，贾谊去湘江而凭吊屈原，又这样眷恋。难道这些大圣大贤，还迷惑于宿命的说教吗？这是不是献身而存教，诏示人道而不可偏废呢？我无法知道。郑钦悦很快从右补阙升为殿中侍御史，被当时的宰相李林甫所嫉恨，被排斥在外，不能显露出他的名声，所以我才要叙述对他的所闻，放在这两篇书信之后，用来昭著蓍筮的神明，聪哲的对玄妙疑难解释的本事，奇偶变化的有数，以此赠送给各位好事者，成为后世学子奇妙的玩味品。时间是贞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赵郡李吉甫记。”